在先秦諸子著作中,《莊子》的字數(shù)是比較多的,可謂“體大而思精”。在“孔孟之道”和“老莊之學”這個中華文化道統(tǒng)中講,《莊子》堪稱首屈一指的“鴻篇巨制”,然而,在以“經史子集”為主的“國學”譜系中,《莊子》的注疏卻與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宏大的體量并不完全相匹配,古代的注疏和近現(xiàn)代的釋讀都失之于“貧瘠”。因此,目前由向以鮮、吳西峰撰寫,重慶出版社推出的《〈莊子〉倒著讀》,既有重新開掘《莊子》思想寶藏之現(xiàn)代價值,亦有別開生面、一洗經典注疏繁乏之釋讀旨趣,為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的漢語讀者開辟了一條閱讀艱澀古漢語經典的鮮活途徑,名為“游戲玄學(《莊子》為‘三玄’文本之最)”可也。以人類學的眼光來看,游戲精神實為點燃與驅動文明進步的火種與原動力。
顧名思義,《〈莊子〉倒著讀》的解讀方法不同凡響,絕不可用“倒背如流”相類比。閱讀經驗中的“倒背如流”只是閱讀中的“記憶訓練”,并不對文本作知識的展示和思想的發(fā)揮。特別是漢語的經典文本,無論其原文寫作還是注疏解讀,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:一為“微言大義”,一為“借題發(fā)揮”。孔子對六經“述而不作”,莊子以“三言(寓言、重言、卮言)”表達“四達并流”的精神,都是這種風格的寫照。基于此,向、吳二位“倒著讀”《莊子》有了五個別出心裁的維度:第一,倒著讀可以由簡易入深奧;第二,倒著讀可經由門人弟子而窺探宗師密意;第三,倒著讀有“綱舉目張”之妙;第四,倒著讀更能體現(xiàn)《莊子》一書的思想邏輯途徑;第五,倒著讀更能調動閱讀的激情。歷史上經典的《莊子》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上述路徑,但是真正“倒著”解讀的著作,向、吳二位之作還是第一本。
除了在寫作體例上把《莊子》三十三篇的雜、外、內三部分完全顛倒之外,相比傳統(tǒng)的“注疏”,《〈莊子〉倒著讀》聯(lián)系了現(xiàn)代生活情勢中的信息,將“借題發(fā)揮”“微言大義”的風格同與時俱進的主旨巧妙地結合起來,加強了古典哲理與現(xiàn)代人世俗生活的“親和力”。例如,在釋讀《讓王》時,本書在主篇名下添加了12個小標題——“讓位”“讓地”“讓君”“讓勢”“讓財”“讓食”“讓賞”“讓禮”“讓官”“讓心”“讓道”“讓名”,并于各小標題下作了結合歷史故事和現(xiàn)實社會情勢相得益彰的釋讀,讓這些沉重的生活話題顯得不那么緊迫和壓抑。原本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思考這些話題是很費腦筋的,而在本書的敘述中,讀者猶如在四川的茶館中聽人“擺龍門陣”,可以帶著“消閑”的心境去鑒賞它們。具體到“讓君”這一節(jié),“倒著讀”對“越人三弒其君”的敘述就比較有趣。這個典故在著名的《莊子注疏》(晉郭象注、唐成玄英疏)中處理得比較枯燥:郭象對其無注,成玄英的疏則比較簡略,字數(shù)與原文相若,點睛之筆落在“以其重生輕位,故可屈而為君也”一句話上,強調“看重個人生命本身,而輕視生命之外的權位”。這種評價有點兒書生氣,而實際生活中,歷代帝王都酷嗜權位,將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。本書就沒有用“重生輕位”的老套結論,而是用了“錯枝”這個歷史“冷知識”,說越王諸咎的兒子王子搜可能名字叫“錯枝”,曾因越國“多次弒君(弒父)”的殘酷歷史而躲在山洞里,以避王位,最終被國人放火從山洞里熏出來而做了國王,不過一年之后也被殺了。因此,本書評論說:“事如其名:錯枝,錯枝,生錯了枝頭!”用這樣詼諧的語句評議殘酷的權位爭奪,確實別具風味。
《莊子注疏》之后,清代通才王夫之的《莊子通》《莊子解》也是屈指可數(shù)的“莊子釋讀”譜系的扛鼎之作,其中最精辟的論斷就是——《莊子》書中的最后一篇《天下》“浩博貫綜,而微言深至”,堪為全書之序例。王夫之可以算是第一個想“倒著讀”《莊子》的人。雖然有此洞見,但自己下筆著述時,他仍然因循首尾相接的舊統(tǒng),未見突破。某種意義上講,三百多年之后的《〈莊子〉倒著讀》豐富了船山先生的先見之明,其價值俱見于“子學”大宗經典《莊子》的創(chuàng)新性釋讀,誠可期待其于游戲玄學中,成為現(xiàn)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種特殊慰藉。
(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)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4年04月10日第9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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